[AI 觀點] 彼得・蒂爾談AI、技術停滯與西方文明的未來
摘要 : 蒂爾從AI競爭、歐洲衰退與美國政治，探討技術進步、制度改革及獨立思考的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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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得・蒂爾是矽谷知名的逆向思考者，也是PayPal與Palantir的共同創辦人、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資人，以及《從0到1》的作者。根據提供的文字，他於2026年9月在柏林領取阿克塞爾・施普林格獎，並在領獎前接受施普林格集團執行長馬蒂亞斯・德普夫納的深度專訪。對話涵蓋AI風險、歐洲科技競爭力、美國政治、財政困境與創業文化等議題。
技術停滯：社會撕裂的底層原因
蒂爾約在20年前提出「技術大停滯」假說，認為自1970年代起，全球技術進步出現系統性減速。這不代表所有領域都停止發展，而是進步高度集中在「位元世界」：電腦、網際網路、行動網路與軟體持續快速成長；相較之下，機械、化工、航空航太與核工程等「原子世界」的創新，則逐漸失去往日的活力。
在他的理解中，長期停滯不只是科技問題，也是現代社會衝突的根源。當社會缺少向外開拓的增量，利益分配就容易變成零和競爭：一方的勝利被視為另一方的損失，政治因此走向極端，社會也更容易撕裂。
1990年代末的網際網路雖然帶來巨大成長，卻仍不足以推動整個文明跨入新的發展階段。如今，蒂爾認為AI的規模與潛能可能超越當年的網際網路，至少提供了讓技術進步重新加速的機會。他也承認，AI的爆發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原先的停滯論。
AI風險不能只看「前進的危險」
多位科技界人士曾警告AI可能帶來人類滅絕風險，也引用讓六個主流大模型評估相關機率的測試，結果多落在1%至10%之間。這些數字屬於模型回答，並非已確立的科學風險估計。
蒂爾直覺上認為，實際風險可能沒有那麼高。但他的核心論點並不在於精確機率，而是：即使承認風險存在，也不能直接推導出「放慢發展就是唯一正確選擇」。
他認為，人們往往忽略停滯本身的代價。西方社會穩定的一項基礎，是中產階級相信下一代能比自己生活得更好。這是一種跨世代的進步契約，包含財富增加、健康改善與生活水準提升。一旦這種預期破裂，社會就容易陷入怨懟與對立。
因此，在蒂爾看來，零成長並不必然通往平靜的田園生活，也可能帶來更激烈的存量爭奪。討論AI安全時，必須同時考慮技術前進與停止前進的風險。
全球限制AI，可能帶來另一種權力風險
蒂爾進一步指出，如果美國放慢AI發展，而中國持續推進，西方未必能因此降低風險，反而可能失去戰略優勢。
他認為，要讓全球AI同步減速，需要極深度的國際協調，甚至需要具有強制執法能力的世界政府。從他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來看，為防範技術風險而建立高度集中的全球管制體系，本身也可能構成更嚴重的危險。
反過來說，如果沒有足以強制各方遵守的機制，國際論壇與公約可能只限制願意配合的一方，而其他競爭者仍持續前進。
教皇利奧十四世於2026年5月發布題為《Magnifica Humanitas》的AI通諭，呼籲加強監管、建立獨立監管機構，並警告權力過度集中。蒂爾將其解讀為反AI立場，認為這類呼籲若主要影響美歐，卻無法約束競爭對手，客觀上可能削弱西方競爭力。他同時澄清，這不是指控教皇是任何政治勢力的代理人，而是在批評其主張可能產生的戰略效果。
技術悲觀主義的根源，更多來自西方內部
訪談也談到，是否有外部對手透過演算法與社群媒體，在西方散布反AI或技術恐慌的內容。
蒂爾表示，他沒有系統研究相關證據，雖然直覺上認為這類操作可能存在，但不認為它是西方技術悲觀主義的主要來源。對他而言，更重要的問題是西方內部的文化與制度正在削弱自身行動能力。
他以對格蕾塔・通貝里的批評為例，指出外部勢力或許樂見某些運動的效果，但不能因此把所有內部問題都歸咎於外敵。在對外保持警惕的同時，西方也必須反省自身對技術、成長與風險的態度。
AI競賽：美國領先、中國追趕、歐洲落後
蒂爾將目前的AI競爭格局概括為三個層次：美國領先、中國快速追趕、歐洲明顯落後。
他認為，美國的社會撕裂感較強，部分原因是AI變革正在企業與產業中實際發生。中國則是強勁的追趕者；歐洲因為不是新技術發展的核心，許多企業尚未真正感受到被顛覆的急迫性。
他以Palantir為例，指出公司在美國企業市場的快速成長，來自管理者對淘汰風險的強烈焦慮：若不及時將業務轉型為AI驅動模式，就可能失去競爭力。相較之下，他認為歐洲仍存在較強的官僚惰性與延後決策的傾向。
談到歐洲的未來，蒂爾希望它成為有能力、自主且能有效運作的強大盟友。他以英法聯合研製協和式超音速客機為例，說明歐洲曾經能集中資源，追趕並建立世界級技術標竿；也以法國Minitel作為封閉發展路線的對照。
2028年美國政治：蒂爾擔憂民主社會主義力量上升
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相關組織在桑德斯參選後，吸引大量年輕成員，從高齡、邊緣的組織，轉變為具有青年動員力的政治亞文化。平均年齡66歲與後來中位數33歲的對比，但因前文缺失，組織名稱、統計範圍與時間未完整交代。
蒂爾認為，2026年期中選舉可能是重要轉折點。如果共和黨慘敗，民主黨可能更加相信自己能在2028年勝選，黨內中間派阻擋激進候選人的理由與籌碼也可能減少。
他提到，自己曾就此與法蘭西斯・福山激烈辯論。福山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不可能在2028年入主白宮；蒂爾則認為歷史並非線性演進，並將他所稱「極左力量」取得白宮的可能性估到50%。這是他的政治推演，而非確定結果。
至於共和黨接班人，蒂爾表明支持JD・萬斯，但也悲觀地認為，無論萬斯或馬可・魯比歐，都可能面臨艱難選戰。關鍵或許不只是共和黨推出誰，更在於民主黨最終提名誰。
他欣賞萬斯的思想深度、開放性與個人魅力。萬斯在蒂爾參與創辦的創投公司工作期間，利用業餘時間撰寫《鄉下人的悲歌》，蒂爾鼓勵他出版，也在2022年參議員選舉中提供1,500萬美元的早期資金支持。
阿根廷與西方財政：改革是否一定要等到衰敗之後？
談到阿根廷總統米萊，蒂爾認為世界關注阿根廷，是因為許多人擔心阿根廷的過去可能成為自己的未來。
阿根廷曾是世界富裕國家之一，卻在長期政策失誤下陷入衰退。將其主要歸因於庇隆主義主導的經濟政策。米萊的激進改革能否逆轉局勢仍不確定，但蒂爾認為，他有較大機會連任，因為阿根廷民眾已付出長期衰退的代價，開始接受舊路線走不下去。
蒂爾更在意的是：西方能否不必經歷百年衰敗，就主動改革？他反對「情況越糟越有利於改變」的加速主義，但認為歐美民眾目前雖然憤怒與沮喪，痛感未必足以推動真正的制度重構。
在他的分析中，西方同時背負龐大的福利支出、高稅率與財政赤字。過去低利率環境讓問題得以延後，但利率上升後，債務與利息支出的壓力更加突出。
他將可能路徑分為三種：大幅削減政府支出、提高稅率，或繼續借債與貨幣擴張，把危機推給後任。他認為，西方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長期偏向第三條路，而這種做法可能已接近極限。他也批評德國總理梅爾茨仍主要依靠擴大借債，未能提出真正突破困境的方案。
德國創業困境：不是只怕失敗，也怕成功
蒂爾對德國創業文化提出一個尖銳判斷：德國的問題不只是害怕失敗，更是害怕成功。
他認為，這種心理包含對突出成就與超大規模企業的排斥。當公司開始成長，創辦人往往選擇出售、套現，而不是像馬斯克或祖克柏那樣，持續推動全球擴張。
比較美德富豪的資料：美國最富有的50人中，有12人屬於X世代或更年輕，其中9人靠創辦科技企業白手起家；德國最富有的50人中，有20人屬於較年輕世代，但這20人的財富全來自繼承。
蒂爾強調，創業成功不只是讓創辦人致富，也會創造就業、培養投資人、帶動供應商，並催生下一代創業者。
他認為，德國歷史上曾有強大的企業創造能力，但約從1995年起逐漸失去這種動能。在他的判斷中，當財富取得越來越依賴繼承，而非新企業的誕生，社會的創新引擎就會受到削弱。
德國仍是他的情感原鄉
訪談後半段轉向蒂爾的個人背景。他出生於法蘭克福，一歲時隨父母移居美國，在英語學校接受教育，但祖父母仍在德國，家中也一直使用德語。
他形容自己在德國與美國之間的文化夾縫中成長。過去十年，他試圖在理智上將德國放下，卻始終無法從情感上切割。
在他看來，德國是歐洲的核心，而歐洲仍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原鄉。因此，德國與歐洲的衰落不只是區域性的經濟問題，也涉及西方文明的根基。
真正的創新者，同時是局內人與局外人
談到Palantir執行長亞歷克斯・卡普與PayPal共同創辦人馬克斯・列夫琴，蒂爾認為，頂尖創業者往往兼具「局內人」與「局外人」的特質。
他與卡普接受過史丹佛法學院的精英教育，理解體制規則；但移民、文化或身分背景，也讓他們能從體制之外觀看問題。列夫琴則在16歲時從烏克蘭移民美國，具有不同於主流的成長經驗，同時展現很強的技術能力。
蒂爾認為，顛覆性創新常出自那些既能進入體系核心、掌握資源與規則，又能保持精神距離的人。
純粹的局外人可能陷入受害者心態與怨恨；純粹的局內人則可能過度習慣現有規則。更有價值的組合，是擁有教育、信任與參與機會，同時仍能用新鮮眼光審視制度。
逆向思考的重點，是獨立而不是唱反調
對於「逆向思考者」的標籤，蒂爾強調，為反對而反對沒有太大價值。把主流共識加上一個負號，並不等於真正的思考。
他追求的是獨立判斷，而不是反共識本身。在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中，人們容易成為狹窄領域的專家，卻失去理解整體的能力。因此，他始終重視將歷史、政治、總體經濟、科幻、未來學與心理學連結起來，從不同領域尋找共同脈絡。
蒂爾反覆追問的是：社會如何重新取得進步的能力，以及個人如何在既有體制中，保有不被共識取代的獨立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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